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李静 李岩松 赵清华 李飞
我们离无障碍型社会有多远？
据中国残联公布的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的残疾人总数超过了8500万人。无障碍设施，让残障人士感到庆幸。但是不达标的无障碍设施，却成为一种假象。残障人士想借助无障碍设施安全且有尊严地迈出家门，却又往往被障碍困在路上。
无障碍设施，不是只关乎残障人士。还有2.5亿有潜在需求的65岁以上老年人，和不可计数的推着行李箱、婴儿车等重物行走的人。这是一个数量庞大且真实存在的群体。
无障碍设施建设，还有很多“盲道”要走。
督导队专业“找茬”，盲文标识装反了
崔宝佶戴上眼镜，这副特制眼镜可以帮助他改善一点先天性视力残疾的障碍。这一天，他要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，专业“找茬”。
到达地铁站，崔宝佶开始四处观察无障碍标识和无障碍设施。每一处，他都仔仔细细去瞧瞧，去摸摸。
在上电梯时，崔宝佶摸到电梯扶手上有凹凸，他将脸凑过去，发现扶手上居然有盲文提醒。崔宝感到很惊喜，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发现告诉同伴。
但摸着摸着，崔宝佶就感觉不对劲。崔宝佶从小学习盲文，盲文已经成为他的第二语言，但他却没能明白扶手上的盲文指的是啥意思。他停下来，仔细地又摸了几遍。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个标识装反了。
崔宝佶感慨：“幸亏是我先摸到了这个标识，不然就这样投入使用，盲人的麻烦就大了。”崔宝佶将这个发现记录下来，发给相关部门。“本来这个设计特别有无障碍意识，但是由于施工人员不懂盲文，导致了这个错误。”
2017年，济南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督导队成立，由济南市肢残人协会、济南市盲人协会联合部分成员组成。崔宝佶是济南市盲人协会主席，也是督导队中的一员，“其实督导，更多的是体验”。
在这一次任务中，他们还亲身体验了轨道交通无障碍通道、无障碍卫生间、辅具提供、导视牌提示、语音提示、换乘便利等设施和服务。在他看来，“每一次进行无障碍设施的体验活动，其实就是去找茬的，只有找到了问题，将来残疾人使用起来才不会遇到麻烦”。他始终觉得，无障碍设施不是有了就行，而是有用才行。
“无障碍”中的障碍
崔宝佶在以自己为“实验”，专业“找茬”，引起大家的重视，从而防患于未然。因为他知道，在无障碍设计规范中，一毫米都至关重要，现实也是如此。
李芳今年40岁，生活在全盲的世界。从她工作的按摩医院到家，只有470多米，正常人7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，但她每次需要走15分钟左右。一路上，盲杖、眼镜、手、腿都会变成李芳的眼睛。这条回家路已经走了一年多，她还是每次都会经历无数“惊心动魄”。
李芳顺着盲道前行，刚出门左拐不远，就被电线杆的固定线桩来了个“拦腰斩”。李芳拿着盲杖，左右探路，盲杖敲出声音，她能够判断一二，“自行车、电动车又占了盲道”。如果盲道被磨损而无法探知，李芳就会走到马路中间。
过马路，对于李芳来说，是最难的。因为看不到红绿灯，所以李芳只能“听路”。听有没有盲人钟，听旁边有没有人同行，听前方有没有车经过。“那种恐惧，是对周围不可控的恐惧。”李芳描述着。
李芳有时也会选择坐公交车，但是寻找站牌是一个麻烦事儿。李芳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，站牌旁水果店的音乐。“但是，我也担心水果店搬走，我就不知道站牌在哪里了。”站牌没有语音播报，所以李芳不知道到达站牌的公交车是哪一路车。“上了车，公交车才会语音播报，几路公交车开往哪个方向，这一旦坐错车，下车也就来不及了。”
比起李芳，肢体残疾人出行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不可预料的危险。
齐乾坤今年51岁，他2岁时因为小儿麻痹后遗症导致双腿残疾。齐乾坤抵触出门，在家里也表现得很乖，“明知道残疾不是自己的错，还是有负疚感，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，也害怕看到异样的眼光，所以总躲着别人走”。
从那以后，齐乾坤的腿就被工具所“代替”。“小时候是拐杖，手摇轮椅用了12年，骑机动轮椅8年，再后来就是电动轮椅。”
2010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》放宽了残疾人申领驾照条件，允许右下肢残疾、双下肢残疾以及听力障碍、右手拇指缺失或手指末节残缺五类残障人员驾驶汽车。这让齐乾坤觉得曾经望而却步的事情，有了实现的可能。
2012年，齐乾坤考取驾照，“想用轮子代替腿”。两年后，齐乾坤操作着手动驾驶辅助装置，开车自驾游，最远的时候跑到了宁夏。“天高水远任我游的感觉。”齐乾坤说：“甚至有残疾人把开车当成工作，可以养家糊口，可以有自尊，还能得到各种保障。”
但是开车后，如何停车、下车后如何通行又成了齐乾坤面临的新问题。“残疾人车位要比普通车位宽，要不然车门打不开，坐轮椅的残疾人就下不来。很多地方没有无障碍车位，即便有，很多时候也会被占用。”齐乾坤好不容易下车去银行办业务，结果在过坡道时，又遇到了“黑色幽默”。齐乾坤说，“建的无障碍坡道得有40度，正常人上去都不容易，更不用说残疾人了”。
无障碍设施，“不是不人道，而是不知道”
“残疾后还有什么梦想呢？就是想克服障碍，成为社会中的‘正常人’。”参与无障碍环境建设督导四年，济南市肢残人协会副主席赵虎说。“很多地方，不是不人道，而是不知道。”
2019年，赵虎曾参与济南市水务局营业厅的无障碍设施建设督导工作。“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，很多地方没有坡道，只有台阶，残疾人想要进去办业务，就无法实现。”他们便将建议与对方沟通。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，济南市水务局的营业厅全部增设了无障碍坡道。
赵虎说：“无障碍环境建设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。除了硬件设施的物质环境，还有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。”在志愿助残的活动中，赵虎提到要有同理心和专业知识，否则，会“好心办坏事”。
我国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起步较晚，但近年来，社会各层面都在持续推进残障人士服务设施建设。
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《2020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，截至2020年底，全国已竣工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2318个，总建设规模612.3万平方米，总投资196.2亿元。除传统服务设施外，互联网公司也综合利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技术，推出无障碍地图、手语识别等软件，让科技向善的维度进步。
2021年11月，中国残联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3部门联合印发了《无障碍环境建设“十四五”实施方案》，明确到2025年，支持110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，加快形成设施齐备、功能完善、信息通畅、体验舒适的无障碍环境。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共命名146个无障碍建设城市（县、镇、村），为全国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。其中，山东8地获评全国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。
从无障碍设施建设，到无障碍环境建设，再到无障碍城市建设，也反映了无障碍建设的发展历程。
四年期间，济南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督导队走过的督导现场超过100个。赵虎感慨：“残疾人想走出家门，想参加社会工作，更需要社会的温暖，而不是对他们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希望下一步加强无障碍建设，让全城实现‘有爱无碍’。”
无障碍不只关乎残疾人
目前，我国现有残疾人约8500万，其中视力残疾人数1200多万，肢体残疾人数近2500万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.64亿人。老年人、伤病人员、孕妇、儿童以及有其他特殊需求的人，正是无障碍环境建设运行面对的庞大服务对象。
怎么才能让他们能够走出家门，愿意走出家门，走出家门之后能够安全、便捷地参与社会生活，甚至能够实现社会价值呢？
2021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，全国人大代表张广敏表示，近年来，各地修建了包括盲道、缘石坡道、专用电梯、安全扶手、残障人士专用公厕等一批无障碍设施。但实际上，却很少看见残障人士出行或使用。究其原因，是残障人士普遍感觉出门不安全、不放心，很多无障碍设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“有名无实”的摆设。张广敏认为，目前，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底数不清、标准不一、意识不强、管理不善。为此，张广敏建议：一是完善标准，立法保障。二是加强统筹，形成合力。三是运用科技，智能服务。
针对无障碍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，全国政协委员冯远提出：强化无障碍环境的法规和制度建设，为建设无障碍环境提供坚实保障。加强无障碍环境的人性化、精细化建设，倡导无障碍设施的“通用性、包容性和便利性”，使无障碍环境建设能够真正服务于人。加快旧城功能更新修补和农村无障碍环境建设。加大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宣传培训。大力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。
无障碍设施距离我们并不遥远，当步入老年生活后、身体不自由时，无障碍设施都将变为刚需。中国残联维权部副主任张东旺曾提到：“咱们国家的无障碍建设还有很多的困难和薄弱环节，无障碍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的特征仍然明显，有的无障碍设施的质量还不高，无障碍还没有形成系统化，旧有的无障碍改造还比较重，无障碍的管理也需加强等。”
